电影频道·经典之夜 | 屈原,为何让我们念念不忘
绝地黑号网专稿 汨罗江水东流不止,屈子之名千年未散。
每到端午,家家户户包粽子、挂艾草,龙舟竞渡劈波斩浪,纪念那位投江而去的楚国大夫,早已成为中国人共有的集体情感与民族记忆。
而在这个时节重看1975年邵氏出品的电影《屈原》,仿佛在节令的古老风俗之外,又加上一层沉静而深远的观影仪轨。
本周日(6月1日)“经典之夜”,我们就用这部电影,重新凝视这位诗人的灵魂。
从《离骚》的诗行,到投江前的身影,这部古典气韵浓郁的电影,在五十年后仍为我们重新唤醒那个熟悉却复杂的问题:屈原,为何让我们至今仍念念不忘?
他是谁?
他是诗人,也是殉道者。导演鲍方以厚重笔触描摹屈子形象,不止有政治志士的清醒与坚毅,更有楚辞中“香草美人”意象的投射——那份孤高自洁、忠贞不渝的品格。
在电影的叙述中,屈原并非高高在上的道德楷模。他骄傲、犀利、孤独,却也始终坚定不移地忠诚于理想。
他在朝堂据理力争,不惧权贵;在流放途中倾听民声,记录战火;最终在一切希望破灭时,以投江告别尘世——不是因为绝望,而是因为尊严。
他的一生,是写给国家的情书。
影片节奏并不激烈,却情绪饱满。导演没有选择将屈原塑造成完美英雄,而是以同时期香港电影流行的现实主义风格,还原一个血肉丰满的“清醒者”。
镜头中,屈原一次次被流放,一次次返回朝堂。每一次归来,都是对国家的重新拥抱。
当他行走在战乱的村庄,听百姓哀嚎时,他知道楚国将亡;但当他拾起笔,写下《离骚》时,他依然愿意与这片土地共沉浮。
《离骚》名句
"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"
表达诗人对真理的执着追求,即使道路漫长艰险也不退缩。
"亦余心之所善兮,虽九死其犹未悔"
强调诗人为心中理想赴汤蹈火的决心,后演变为成语“九死一生”。
他失败了,但我们却始终记得他。
也许,屈原的伟大就在于:他其实没有赢。他没能劝动楚王,没能阻止亡国,没能拯救百姓。他“愤而投江”,仿佛一切终成悲剧。
但正是这种清醒者的孤独、忠诚者的失败,才让后人一次次在纪念日中想起他。我们纪念他,并不是因为他成功,而是因为我们仍渴望那样的人存在:在万物喧嚣中,始终守住信仰;在众人沉醉时,依然愿意清醒。
鲍方与屈原
这部由邵氏兄弟出品、鲍方自编、自导、自演的影片,以庄严写实风格再现了战国历史风云。鲍方以沉稳、内敛又不失激情的演绎,为屈原这一历史人物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。
许多人了解鲍方,可能是通过金庸武侠剧的一系列高手角色,诸如96版《笑傲江湖》中的风清扬、97版《天龙八部》中的扫地僧等。
又或者是他获奖无数的女儿鲍起静、非美籍华人摄影师里第一位获得奥斯卡最佳摄影的儿子鲍德熹。
但其实早在70年代,鲍方就以这部《屈原》火遍大江南北,他在这部古典气韵浓郁的爱国主义作品中塑造出的屈原形象,神形兼备,至今仍难以被超越。
在电影中,鲍方饰演的屈原不仅有理想主义者的高洁与执着,也有身处政治泥淖中的苦闷与愤懑。
他面对朝堂奸臣的诬陷,情绪层层递进,从据理力争到愤然辞官;面对百姓的爱戴,他既感动又沉重;面对爱徒婵娟之死,则表现出人性中的巨大悲怆。
影片大量运用定镜与长镜头,强化了屈原人物的“不可动摇”之感,也给观众留下了更多沉思与咀嚼的空间。布景方面,身为导演的鲍方选择还原楚国文化特有的青铜器、礼乐制度与宗庙气象,让影片不仅是一部人物传记,更像是一幅战国晚期的文明群像。
而在音乐与诗歌处理上,鲍方则大胆引入屈原原诗原文,既增强了影片的文学气质,也使人物的精神风貌更加真实可信。
70年代:香江影史的黄金一页
《屈原》的诞生并非孤例,而是那个年代香港电影黄金时期多元探索中的一个高光注脚。七十年代的香港影坛是一个题材极为丰富、审美风格大胆实验的年代。
一边是邵氏、嘉禾两大制片厂竞相出品,张彻、楚原等导演引领武侠电影风潮,将侠义、江湖、人性纷繁织入快意恩仇。
另一边则是如鲍方这样的导演,以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和现代电影手法,拍出《屈原》这样兼具艺术性与历史意识的作品。
当时的香港电影不仅讲江湖,还讲爱情,讲哲思。李翰祥执导的《倾国倾城》,在宫廷与权谋之间探讨美与政治的关系。
胡金铨的《侠女》将文人气质注入武侠类型片;他的徒弟许鞍华导演生涯初期的纪录片和小成本作品,也开始酝酿一种新的“人本”电影语言。
在这一切之中,《屈原》或许不是最商业、最爆款的作品,却是最具文化自觉与诗意表达的一部。它代表着那个年代香港影人心怀家国与历史的理想主义光辉,而这种精神,也正是我们今日依旧纪念屈原、纪念那个电影时代的重要原因。
当我们在端午节再次重温这部影片,既是一次对先贤精神的重访,也是一次对自身文化根脉的认同。
佩香囊、挂艾叶、吃粽子、赛龙舟……这些流传千年的习俗,构成了华人文化中最稳固也最柔软的集体记忆。
而屈原这份穿越千年的忠贞与高洁,并未因时间褪色,反而在今日更显珍贵——它让我们相信,在粽香与诗意之间,在影像与历史之间,中华文明的精神薪火,始终有人守、有人传。